[9]至此，我们可以从形式上得出如下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自1985年创刊以来，人民法院真正运用滥用职权标准和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标准审理行政裁量的公报案例仅有1例。
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英国是西方世界公认为宪政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然而英国至今没有一部成文宪法（《权利法案》并不是成文宪法）。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西方宪政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换了一种形式的表述。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而社会主义法治的目的和根本任务，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统治阶级不一样，反映其意志的宪法的性质和内容也会不一样。
就市场经济而言，它属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范畴，是发展生产、调节经济的手段和方法。3.有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提法等于就应该有社会主义宪政吗？毛泽东尽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但他把宪政严格限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范围。然而，美国学者林茨等人认为，民族不具有组织性特征，仅仅拥有来自于民族成员的心理认同。
这一点，即便是台独分子也无法完全否认。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分析方法的多结构性，其中两岸认同和两岸共识之定位是主要的分析方法。考察两岸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两岸认同主要在政党、政权、国家和民族四个层次发生，而两岸认同也可因此类型化为政党认同、政权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四种。[5]因此，在两岸关系中，国家层次的认同，集中体现为是否认同中国这一国家历史符号。
因此，和平协议只能是两岸在充分交流、协商后，以某种形式体现出来的共识，而不可能是任何一方的独白.[21]本部分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对这种共识进行定位。其二，对宪法共识所采取的措施和制度应运用自由原则进行充分论证。
民族认同体现为对一个具有共同风俗、起源、语言、血缘和历史记忆的民族的认同。而两岸共识定位的分析对象，则是两岸以共识形式表现出来的两岸政策，其研究的时间仅覆盖共识-独白时期。本文将借鉴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的有关论述，提出关于两岸共识定位的三阶段理论。同时，台湾当局有限度地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修改原来的汉贼不两立政策，提出了统一上的差距缩小论,即只要大陆和台湾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和平统一的条件自然会渐趋成熟.[14]可以说，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下，台湾当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某种意义上的默许态度，并且承认两岸分治的现状。
和平协议在确认一系列重要原则之外，还需形成保障这些原则贯彻落实的制度和程序，包括形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制度主干，奠定建立和平协议的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为两岸关系正常化和和平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由于国民党在台湾目前处于执政党地位，因此，上述两个党际共识，也将在相当程度上对台湾当局制定两岸政策产生影响。[13]参见前注[7]，罗尔斯书，第174页。而国民党则退居台湾一隅，保持中华民国的国号和1946年宪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两岸一直处于互不往来的对峙状态，两岸政策也都以独白形式体现。
根据罗尔斯的论述，临时协议的典型用法是两个或多个势力集团因为一时的共同利益所约定的互动行为法则。为避免歧义，本文用中性的大陆民众、大陆人民、台湾民众和台湾人民，指代地理上居住于大陆或台湾的人的集合，后同。
1990年后，台湾有人开始解构中华民国声称对大陆享有的统治权，台湾当局领导人亦将中华民国到台湾先后修改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同时，台湾当局积极推动所谓宪政改革,采取了确认自由地区地位、直选民意代表和总统、精简台湾省级建制、建立公投制度、承认原住民的宪法地位和权利等措施，在根本法的层面实现了中华民国台湾化.随之发生的，就是政权认同的彻底消亡。其三，国家认同在台湾难以获得一致的认同。
其三，两岸在意识形态上高度对立，大陆主张社会主义，而台湾在国民党执政条件下主张三民主义。目前，两岸之间可归为第二类共识的，只有九二共识一项。其二，法理共识既不深刻，也不广泛，它范围狭窄，不包括基本结构，而只包括制度和程序，[24]可以说，法理共识的精髓是制度和程序。在此阶段，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叶九条和邓六条等处理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新的大陆两岸政策框架，其核心就是一国两制思想。两岸认同的非稳定性决定了认同的层次性，也为两岸认同的类型化提供了依据。由于大陆和台湾在各自形成两岸法制时，并未进行任何沟通和协调，因而相互之间仍能产生如此多的共性，的确极为不易。
需要指出的是，从理论上而言，临时协议、法理共识和重叠共识的划分只是相对的，如同在一个结构中一个共识可能是重叠共识，而在另一个结构中则是临时协议或法理共识，其他亦然。台湾当局第二阶段的两岸政策，集中体现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当时的台湾当局领导人认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使中国成为自由、和平、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唯一可行的道路,而台湾已经为此作好了实验和准备.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口号的指导下，台湾当局逐渐将重点移向台湾。
[1]然而，两岸关系不仅有历史遗留的问题与情结，也有现实带来的冲突与纠葛，在世界历史与现实中，竟无一成例可与之相比照。[8]前注[7]，罗尔斯书，第141页。
九二共识签订后，两岸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两岸结束了隔绝对立状态，经贸、文化和人员交流不断扩大和升级。但由于各种原因，海峡两岸和平协议（下称和平协议）仍处于设想阶段。
其中的一部分是两岸在党际交流层次所形成的共识，既没有成为台湾官方正式的两岸政策，也不一定能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同。第二阶段为1979年至1992年。而和平协议一旦签订，那就表明大陆和台湾之间形成了法理共识，因而两岸任何认同中华民族的政党、社会团体和人士，都可以进入和平协议所规定的制度渠道，讨论两岸关系的前景，并以此为基础，呼吁其他群体（如连中华民族也不认同的极端台独分子），超越其狭隘观点，共同参与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势中来，并不断扩大共识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最终形成两岸之间的重叠共识，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可以预见，和平协议签订后，两岸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军事等诸方面建立互信，形成两岸关系的正常化状态，从而有力地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其三，和平协议为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奠定了基本原则和制度主干，将为两岸关系正常化和和平发展提供制度保障。马英九先生在就职演说中认为，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而台湾也有一部分人以民主、人权状况为由攻击大陆，将此作为两岸不能统一的理由。
从上述历史脉络和现实状态可以看出，大陆和台湾的两岸政策，在认同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对大陆而言，追求国家统一是政府、民众的一致愿望，两岸政策也是围绕统一而展开，因此，大陆两岸政策在认同问题上的基本特征是一元性。2000年后，由台独分子控制的台湾当局，又加速了这一分裂局面的变异。
而这种认同，既可能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能是对中华民国的。其主要方式是不断扩充一个中国的含义，使之更加具有包容性。
[12]参见前注[7]，罗尔斯书，第171-174页。1998年1月，钱其琛同志将一个中国原则表述为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分割.[15]用抽象性更大、包容性更强的中国替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将认同的层次从政权提升至国家。但是，临时协议的形成又是达成宪法共识的必要步骤。[10]前注[7]，罗尔斯书，第156页。
[14]参见常泓、胡俊峰、于文善：《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嬗变探析》，载《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7年第3期。所谓不预设结果，即两岸重叠共识的内容，在底线所容许的范围内完全开放，两岸可以将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经由法理共识所形成的制度渠道，进行充分交流和协商，进而在共同认同的基础上，确定最终的统一方案。
[19]在本文原来的写作大纲中，本节还包括讨论中华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汉族与原住民的关系、海洋国家、国族认同、移民社会等问题，限于篇幅，本文在此赞同大陆学界公认的观点，具体讨论将在其他文章中详述。[22]除此以外，九二共识既没有关于两岸进一步协商和沟通的制度安排，也没有将两岸当时的状态常态化的政治目的。
因此可以认为和平协议带来的两岸关系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足以为两岸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正常发展和交流奠定基础。这是因为2000年后，台湾实现了政党轮替，这样，政党的两岸政策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共识，就不再具有官方意义。
